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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秘社会抚养费乱象:挪用私分普遍存在

时间:2017-07-18 08:38  来源:网络整理 复制分享 我要评论

“计生捆绑”何时松绑?


计生捆绑

社会抚养费近来备受关注。一方面,其收支不清广受质疑;另一方面,计生征收与上户、上学、低保认定、安居房审批等多项公民基本权利的“捆绑”下,暗涌的跨部门权力寻租和利益瓜分逐渐被揭露。专家称,社会抚养费改革,需要顶层设计,“应尽快找到合理征收方式,而不是限制入户等‘捆绑式’惩罚”。

2014年3月3日,黔西南州兴义市中小学新学期开学的日子,37岁的农民王光荣在家中割腕自杀。据其家人和邻居表示,他的死亡系因为系无力承担2万多元的社会抚养费。而如不缴清,其四个子女无法继续上学。

近些年来,将计生政策与其他政策“捆绑”的现象并不罕见。除了上学、低保之外,各地和计生捆绑的还有医保、落户、购房、结婚登记、身份证明等各种“土政策”。

专家指出,社会抚养费“捆绑式”执法并无法律依据,其征收对象,征收标准、方式和用途,都亟待改革。

社会抚养费乱象

审计署称,基层自由裁量权过大,部分征收费用未入国库;基层政府社会抚养费被截留、挪用、私分现象普遍存在

“社会抚养费”,早年被称为超生罚款。2002年,国务院公布了《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》,明确了“社会抚养费”的定义,指为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,适当补偿政府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的经费,而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费用。

国务院规定,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标准由省、区、市规定。但实际上,省级政府和计生委,又将标准的具体确定权转给区县级计生委。

去年7月1日,浙江律师吴有水向全国31省份人口计生委和财政厅申请公开2012年度社会抚养费总额及收支预算、审计信息。历经10个月,24个省份公开了2012年度的社会抚养费征收总额约200亿元。但至今无一省份公开这笔收费去向。

对此,多省份人口计生委、财政厅的解释是:社会抚养费由县级计生部门征收,归同级财政支配,因此并不掌握这笔钱的用途。

去年9月初,国家审计署通过公告坦承,近年来,未对社会抚养费组织过全面审计,也未能全面掌握这笔资金的底数。但两周后,国家审计署首次公布9省份45县2009~2012年间的社会抚养费收支情况审计调查结果:征收标准不统一,基层自由裁量权过大,数以百万、千万计的实际征收费用未入国库等问题;基层政府社会抚养费被截留、挪用、私分现象普遍存在。

而在吴有水看来,最迫切需要推动的,是废止部分地方长期将户籍登记与计生证明、社会抚养费“捆绑”。

“捆绑执法”的悲剧

部分地区因“社会抚养费捆绑户口”等引发极端个案,遭舆论质疑

2000年以后,随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的实施,各地计划生育执法方式逐渐改善,从强征“超生罚款”,演变为较柔和的“捆绑式”征收社会抚养费。

“捆绑式征收”并未明文出现在各省份的《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,但却能够在诸如《生育服务证管理办法》、地方政府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的工作文件中“委婉”规定。

其中,“最有效”的征收方式,就是与上户口“捆绑”:不缴清社会抚养费,计划外生育的孩子,就不能上户口,没有户籍,成为“黑户”。孩子将被剥夺更多的生存发展权利,甚至基本的受教育权。

在一些偏远山村,甚至出现贫困的计划外生育家庭,因缴不起社会抚养费,以生命换取户口、上学等个案。

2013年7月,四川泸州16岁少女蔡艳琼因家贫,缴不起父母超生她的社会抚养费,无户籍无法参加中考,喝农药自杀,引发舆论质疑“社会抚养费捆绑户口”。7月25日,当地派出所称,已为蔡艳琼办好户口。

2014年3月3日,黔西南州兴义市中小学新学期开学的日子,37岁的农民王光荣在家中割腕自杀。

家里人和邻居说,王光荣因交不起22500元“超生罚款”自杀。自杀前,学校的通知,计生部门的信息都明确告诉王光荣,缴不清钱,其四个儿女就拿不到继续上学所需的“计生证明”。

尽管当地否认王光荣的死与“超生罚款”有关,但王光荣的遗孀很快获得当地政府给予的6万元安葬费和帮助建房的承诺;四子女继续上学,不再被催缴“计生证明”。

巧合的是,兴义当地媒体报道,同样在3月3日这一天,黔西南州委副书记、市委书记桑维亮主持召开的市委常委会议,“形成一致意见:原与教育捆绑的‘双诚信双承诺’文件作废”,决不允许有一名学生因人口计生“双诚信双承诺”工作而辍学。

有媒体报道称,兴义成为贵州首个明确将义务教育与计生政策“松绑”的地区。

法理与现实之争

迫于计划生育指标对所有关联部门的考核压力,“捆绑”难以废止

去年年末,“张艺谋非婚生三子女皆顺利落户”事件,则引发社会舆论关注,户口与计生证明“捆绑”,是否合法?

“张艺谋三子女办理户籍证明时出示了结婚证及出生证明,,符合上户的要求,手续合法”,已取消计生与上户“捆绑”的无锡警方表示,“已出生的孩子不能因家长没有缴纳社会抚养费成为黑户。”

不断有法律界人士指出,户籍登记是国家基本法赋予每一个中国人的基本权利。我国也没有任何法律,支持计生证明与“上户口”捆绑。1998年和2010年,公安部、原国家计生委等部门,两次下发文件,禁止任何地方自立法规,限制超计划生育的婴儿落户。

南开大学人口所原新教授说,我国《户口登记条例》已明确规定户口登记原则,未提及公民入户登记须提交计划生育证明文件,地方做法应该符合国家法律法规。

但现实中,在多数省份要给孩子上户口,必须出具当地计划生育部门开具的《生育服务证》(俗称“准生证”)或社会抚养费缴清证明。

直到今年4月,江西省南昌市、山东省相继公开出台户籍“新政”,明确新生儿凭《出生医学证明》即可落户,与计生证明和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实行“脱钩”。新京报记者梳理发现,多数省市的公安机关仍继续执行计生证明与户口“捆绑”制度。

一位省会城市公安局户政系统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,为了遏制超生或其它计划外生育的行为,各地方政府、各级政府部门都要落实计划生育“一把手”负责制和“一票否决制”。因此,由计生部门签发的计生证明,一直是孩子办理户口登记的前置条件;迫于计划生育指标对所有关联部门的考核压力,“捆绑”才难以废止。

“社会抚养费征收应统一、适度”

社会抚养费的收支必须公开、透明,引入政府审计和社会监督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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